家，会消失吗？人口保卫战打响！

今年，经济学家梁建章与李铁关于生育政策调整进行了十余回合的辩论。

梁建章教授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教授则反对，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

为此，梁建章教授特意对654位经济学家发起了一次邮件调查，其中收到了242位经济学家的回复。

在“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问题上，73%的受访经济学家选择了“是”，只有16%受访者给予了否定答案，另外的11%则选择“不确定”。

是否应该全面开放生育？低生育和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未来家庭会消失吗？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低生育、老龄化的本质，以及家庭组织的演变趋势。

低生育难题人口多还是少？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由来已久。

支持放开生育的普遍理由是，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可预见人口危机和老龄化危机；反对者则担心放开生育会引发人口失控，给公共财政带来负担，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其实，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应以人口数量作为生育政策的决策依据。

不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而放开生育，也不能因为人口多或养育负担重就限制生育。

换言之，生育政策需要科学依据。

我很明确地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是因为全面开放生育符合经济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的行为，包括生育、迁徙、投资、就业、学习、创业等，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除非这种行为造成了外部性，如醉酒驾驶、谋财害命等。

人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有目的的经济行为。

任何对非外部性行为的限制或扭曲，都会降低经济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比如限制迁徙行为，农民只能在村子里种地，没法外出打工赚钱。

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制造业和家庭财富增长。

如果限制生育，就相当于控制了人的自由行为。

生育行为受限，会降低劳动力的自由供给，扭曲劳动力价格。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

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

这就制造了一波人口红利：婴儿潮这批年轻人进城转化为大规模的劳动力，加上生育少，养育负担轻，更多女性成为了劳动力。

但是，这是一种经济透支。

当“婴儿潮”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年轻劳动力不足，生育率低下，老龄化加剧。

所以，经济学并不支持人口红利。

因为人口红利尤其是持续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和价格被扭曲。

限制性生育政策替代了个人的生育决策，导致人口供给不平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断崖，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均衡的“人口脉冲”。

人口负担论坚持者不相信个人或家庭能够理性选择生育。

他们担心，如果生育权不被政策限制，而是回归家庭，可能引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人地矛盾危机。

确实，在避孕套技术未普及之前，生育行为无法“自主可控”，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混杂，孩子成为鱼水之欢的副产品。

这就容易造成周期性人口失控，加剧人地矛盾，引发灾难、饥荒和杀婴。

在古代，随着人口高峰到来，杀婴行为愈演愈烈。

当时有一种婴儿塔，用于丢弃、焚烧“过剩”的婴儿，以女婴为主，颇为残忍。

千万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这种“诅咒”。

人口限制论、人口负担论支持者普遍以此残酷的历史教训以及马氏古典人口理论为依据。

所幸的是，避孕套拯救了婴儿。

避孕套将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分离，将失控的生育运动转变为可控的经济活动。

至少用避孕套杀死亿万“子孙”，比杀死婴儿，在经济上成本更低，在道德上更少负罪感。

避孕套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

避孕套出现后，生育行为纳入了经济增长函数，成为一项以自利为原则的富有效率的经济行为。

从此，劳动力市场恢复均衡，劳动力价格发挥作用，劳动力质量逐渐提高。

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催生更多的新技术、新知识及新制度，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

所以，人口负担论是一种无视避孕套的马氏古典人口观。

不过，有人提出，人口失控不得不防。

因为人不是理性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理性的。

越穷的国家生得越多，越穷的家庭生得越多。

这不给社会带来负担吗？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人的行为是不是理性的；二、生育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一种灾难性错误。

理性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出正确的预期结果，并采取最佳行动。

它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天启性。

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就不会有竞争，也不存在市场。

如果人是非理性的或有限理性的，价格定律、市场均衡就会失灵。

所以，经济学与人的理性、非理性或有限理性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不能将经济人与理性人混为一谈。

经济人是以自利为原则行事。

自利是主观的，是“自以为对自己有利”或“自以为利益最大化”，但结果未知或未必。

理性并不是前提假设，而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自由市场的竞争结果反馈是，越趋于理性的人，存活概率更高、赢面更大，非理性的人容易被市场淘汰。

这样价格定律和市场均衡依然是有效的。

所以，经济学家把前提假设与结果反馈搞混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回到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是个人或家庭以自利为原则的经济行为，它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

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反馈是，非理性的生育行为会让人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被淘汰。

每个家庭会根据成本与效用法则判断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几个以及投入多少养育费用。

所以，人口限制论，是一种上帝思维、父爱主义和权力逻辑，违背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人文精神。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个世界最佳人口规模，洞察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最佳生育决策。

人口过剩还是过少，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说了算。

我们不能说谁是过剩的，也不能说襁褓中的婴儿是过剩的。

在自由生育的环境中，人口多与少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人的素质需要多高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正如自由市场上的矿泉水、方便面、手机，过剩与否、质量高低是由市场价格来指挥的，个体的效用来判断。

如果生育行为存在大量非理性，生而不养，生而不育，未成年犯罪率增加，给社会带来负担，这不就是生育的外部性吗？

老龄化陷阱养老难在哪儿？

我们需要考察：是生育行为产生外部性，还是制度（政策、法令）导致外部性。

这种制度包括未成年保护法、社会保障制度等。

在有效的制度（个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下，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如打工、创业、做饭、性爱等一切行为都经过成本与效用的考量。

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计算生育成本，同时也享受生育带来的效用。

虽然这种计算未必是理想的，但正当的生育成本及优胜劣汰的结果反馈教育人趋于理性生育，因此不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生育和人口失控。

相反，不合理的制度是导致生育外部性的根源。

所谓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生育行为可以占他人、社会的便宜。

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支持平权运动，提出所谓的补偿性正义，给单亲黑人家庭提供超额补贴。

这种看似正义的政策却引发了生育行为的外部性。

超额补贴扭曲了正常的生育行为，鼓励黑人未婚生育，导致黑人家庭破裂，涌现大量单亲黑人儿童——70%的黑人孩子来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

由于单亲黑人儿童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黑人儿童犯罪率及黑人犯罪率持续上升。

这种政策还可能给美国政体带来外部性——民主制度沦为民主党主导的不公平的生育竞赛。

又如，对弃婴、杀婴、雇佣童工以及未成年犯罪不当惩罚会引发外部性。

如果弃婴不受惩罚，那么降低了生育成本，鼓励非理性生育和生而不养，从而增加财政养育负担和犯罪风险。

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以及监护人的连带民事责任偏低，那么会增加生育行为的外部性。

因为这种法令会降低生育的成本以及养育的风险，从而鼓励生育，甚至鼓励生而不教。

正如违章不受惩罚，降低了驾车的成本，从而鼓励买车和风险驾驶。

有人提出，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废除公共教育福利。

其实恰恰相反，在有效的公共教育制度中，每个家庭的孩子均可享受公共教育。

如果有些家庭的孩子享受更好的公共教育，那么他们相当于占了社会的便宜，这种公共教育制度降低了经济效率。

老龄化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追溯到公共制度上。

随着老龄化加剧，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的挑战，直接问题是养老金不足。

2018年社保基金亏空7000多亿，2019年亏空突破万亿。

社保基金的资金缺口主要来自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超过4500亿元，医疗保险基金缺口接近2000亿元。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保基金缺口的趋势难以逆转。

2014年社保亏空的省份只有三个，而2019年增加到了惊人的22个。

其中，资金缺口前五大的省份依次是辽宁、黑龙江、四川、吉林、湖北。

仅辽宁一省缺口高达215亿元。

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社会保障危机。

几十年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在增加，人的寿命也在延长，难道一辈子赚的钱还不够养老？问题出在哪儿？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有效？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福利制度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缺乏科学依据。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对个人行为的不信任，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还是一种容易引发搭便车的制度。

假如一个工人每月缴纳1000元社保，这1000元交给他个人支配（投资、消费）更有效率，还是交给国家社保基金更有效率？传统经济学支持前者。

但是，传统经济学家忽略了制度的内生性——制度是个人契约的公共化。

他们没有理解制度本身来源于个人行为，源于个人行为的公共制度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

庇古开创的福利经济学，从社会总效用的角度论证福利制度的科学性。

这种总量思维是违背经济学的，将福利制度带入歧途。

能够论证制度有效的是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公共选择是所有参与的个人“政治交换过程”【1】。

比如，一个孤岛上有甲乙二人，二人出于共同的风险考虑，决定合力搭建木屋。

甲乙之间的私人契约公共化，就形成了公共制度。

木屋的产权归属公共，使用权甲乙均等享有。

再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最早是由德国建立的，后来欧美国家在平权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是私人契约的公共化，还是由政府或社会运动主导者建立的？在欧美国家，由单个人或运动者主导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

例如，平权运动时期，民主党政府要求美国高校给黑人提供专门的录取名额。

在1978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违宪。

此后，这种不合理的福利制度逐渐被高校废除。

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个人契约的公共化。

公众为了规避不确定的风险（失业、生育及生老病死）而决定设立公共基金。

这一个人契约的公共化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马拉多纳若预知自己六十而终可能会少缴纳社保，科比若预知无法回避洛杉矶坠机可能会多买一些意外险，但谁能知天命？除了叹息，我们能做的只有购买商业保险，还有就是建立公共保障制度。

所以，公共制度是所有个体私人契约的公共化。

公共制度与经济学不矛盾，也可以达到自由市场中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公共制度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极其苛刻，那就是“全体一致原则”【2】，即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

全体一致规则是公共制度导向帕累托最优的唯一投票准则。

 它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即个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也等同于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正义规则。

不过，“全体一致原则”的组织成本奇高无比，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欧美国家基本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代议制民主和多数票原则。

多数票原则定然会出现多数人“欺负”少数人，这就构成了效率的部分损失。

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损失定义为“政府失灵”。

当然，如果按少数人决策原则，少数人占了多数人便宜，“政府失灵”更严重。

我们经常讨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社保缴纳比例多少合适，个人比例应该占多少，财政补贴资金多少给社保基金，国企该划拨多少股份给社保基金等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制度的决策机制。

只要按“全体一致原则”决策，不论多少岁退休，社会保障都不会出问题；亦或按多数人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也会有一定的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公共决策越趋于“全体一致同意”，公共制度效率越高，政府失灵越轻；越趋于少数人决策，公共制度效率越低，政府失灵越重。

这就是当今世界社会保障问题重重的根本原因。

弱家庭趋势家庭会消失吗？

全球范围内的低生育、老龄化趋势，给世界经济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加上，离婚、出轨、不婚、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的增加，人们对家庭这个人类爱之容器的没落感到担忧。

未来，家庭会消失吗？家庭，曾经是一个有效率和竞争力的经济组织。

在农耕时代，尤其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是组织计划生产最重要的主体。

受一整套传统礼教及家庭制度的支配，古代中国家庭的分工要比欧洲更精细，内部协作效率更高。

洗衣、做饭、耕田、生育、教育、打猎、防卫等一系列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

古代家庭的规模也要比今天大，家庭、家族、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协作生产。

古代家庭的决策机制主要是家长负责制，具有严格的纪律性。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家庭的效率自然比古代更高，但家庭在经济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迅速被自由市场和企业替代。

今天，企业是各国财富创造的主体，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

宗族逐渐解体，家族化整为零，家庭的内部分工与计划逐渐被瓦解，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到市场中就业、创业。

有些家庭的孩子抚育、教育、做饭、卫生等工作也外包给了保姆、幼教企业。

当女性在工作上获得的边际效用超过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家庭生育率就会下降。

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其中一个外部原因是自由市场和企业对家庭构成竞争。

家庭正在被竞争所改变，在与企业、自由市场竞争资源时显得效率不足。

这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曾提出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型——戴蒙德模型，即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什么意思？例如，家庭有一笔储蓄，这笔储蓄用于父亲的企业投资，还是给孩子出国留学，或是给母亲安排家庭旅游，亦或是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购买保险？这笔储蓄需要在夫妻及多代人中以无差异曲线进行有效配置。

戴蒙德模型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完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人的预期可以超过个人生命的长度，家庭跨代际配置资源才是最优效率的。

但是，婚姻制度、“生育陷阱”与家庭决策机制，降低了戴蒙德模型预设的最优效率。

先从婚姻制度说起，婚姻是家庭的核心。

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一种经济行为，婚姻制度促成了男女双方合作提高了经济效率与个人效用。

在农耕时代，由于信息不充分，婚姻以包办为主，采取一夫一妻多妾制，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和繁衍风险。

根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分析，农耕时代的中国家庭关系以父子纵轴为纽带【3】。

主要原因是农耕产出的主力是男性，纵轴关系比夫妻之间的横轴关系更有效率。

现代婚姻是自由婚姻，且采用一夫一妻制。

婚姻资源的自由配置大大提高了效率，离婚修正了婚姻资源错配的风险。

为了降低非理性以及机会主义（如出轨），夫妻双方会签订契约，并受法律保护。

但是，现代婚姻在资源配置上依然受到各种不当的法律与习俗的影响从而降低了效率。

比如，法律对女性在离婚时的财产分配支持不足，对重婚和出轨惩罚不够。

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以夫妻横轴关系为纽带，夫妻关系是经济效率的来源。

反过来说，婚姻资源配置不当，会降低家庭的经济效率（效用）。

戴蒙德模型的前提是家庭构成必须是有效的，但是不当的婚姻资源配置不满足这一条件。

婚姻制度的效率要比企业的雇佣制度、合伙制度低。

这是家庭效率不如企业的重要原因。

婚姻制度能否改成雇佣制度或合伙制度？经济学并不支持这一点。

因为婚姻有一个重要的产品，那就是孩子。

婚姻制度下的生育和教育效率（效用），要比雇佣制度、合伙制度更高。

合伙人可以与多人生孩子，但婚姻制度不允许。

雇佣关系被解除后，孩子与受雇者没有任何关系。

但在婚姻制度下，即便离婚，亲子关系不会发生改变，父母依然承担对孩子的抚养权。

其次是生育陷阱。

如今中国乃至全球生育率都在下滑，如果生育率持续下滑，一个个家庭将会悄无声息地消失。

令人费解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生育率不可逆地下降；经济萧条，生育率也下降。

开放二胎后，人们也不增加生育。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其成因：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家庭尤其是女性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增加，同时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家庭尤其是女性会主动减少生育数量，转而提高生育质量。

亦或，经济周期性波动，或外溢性风险造成的衰退，生育成本增加，失业率下降。

这两种生育率下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

在自由市场中（注意前提），经济持续增长，生育率下降，人口质量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效用才是生育行为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生育数量。

生育的边际效用不仅来自生育数量，还来自生育质量。

家庭更倾向于从培养孩子的质量上获得更多的效用。

因为在当前的生育技术条件下，生育的边际效用随着数量增加快速递减，而提高养育质量可以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和满足感。

如果生育技术提高，生育成本下降，女性可能会增加生育数量。

如果是人为制造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如错误的土地制度导致房价暴涨，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上低效的福利政策导致公共用品不足，这可能导致危险的“生育陷阱”：生育率和生育质量同时下降。

家庭既不敢多生，也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这种家庭可能走向一条衰败没落之路：家庭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人口素质难提升，家庭养育负担沉重，未富先老；离婚率增加，家庭破裂甚至消失。

考虑到长周期的投资风险，这种家庭会降低戴蒙德模型中对未来的投资，尤其是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效率，陷入“贫困陷阱”。

而走出贫困陷阱的唯一方式是投资未来。

即便是中产家庭，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对孩子教育的大量投入，也是“贫困式”——实用而缺乏创新。

最后是家庭决策机制。

糟糕的低效的家庭决策机制，是现代家庭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现代家庭采用古代的家长制决策更有效率，还是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公共决策更有效率？家庭与政府一样，其资源配置方式都是计划方式。

理论上，家庭应该采取公共决策的方式更有效率，越民主越有效率，越接近“全体一致原则”越有效率。

但是，这是有争议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同情心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而衰减【4】。

在公共决策中，参与者众多，且多为陌生人。

所以，公共选择以自利为假设是合理的，其决策也是有效的。

如果家庭规模足够大，以自利为原则的公共决策也是有效的。

但是，现代家庭规模少，有些只有夫妻或父子二人，利益捆绑，情感融洽，决策权交给更优秀的更有责任感的个人，未必比民主决策效率更低。

家庭经济学的假设要比自由市场、公共选择更为复杂。

这也导致家庭决策机制颇为糟糕。

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小小的家庭决策往往比企业更难，吵得比国会还凶，甚至扔飞刀、掐睾丸。

这种家庭很可能被淘汰。

人们一直在关注市场效率、企业效率与政府效率，是时候关注家庭的效率了。

家，在与企业、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在低效制度、生育陷阱及唾沫横飞中，挣扎、沉沦、消失，身处其中的我们却浑然不知。

参考文献：
【1】宪则经济学，詹姆斯·布坎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塔洛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乡土中国，费孝通，上海人民出版社；

【4】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