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赠书 | 与天为敌！你一定不知道的风险探索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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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Bernstein）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入库时间：2020年6月
译者: 吴翌 / 童伟华 
出版年: 2020-6

到底是什么，将现代与以往数千年历史区别开来？答案远远不限于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民主等方面的进步。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社会其实不乏聪明的科学家、数学家、发明家、技术专家、政治哲学家等。早在耶稣基督（Christ）诞生的数百年前，人们就已开始观测天象，建造了宏伟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图书馆，还发展出了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那时战争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不亚于今日。人类利用煤炭、石油、铜铁的历史已达数千年，而旅行和通信的历史与有记载的文明一样漫长。

横亘在现代与过去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就是关于如何把握风险的这样一种革命性理念：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神的意志，人在自然面前并非只能逆来顺受。在找到突破这一分界线的路径之前，人们只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会在未来重演，或者向所谓的先知及预言家求教。

本书讲述了一群思想家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深邃见解揭示了如何驾驭现在、把握未来。通过向世人展示怎样理解风险的本质、衡量风险的大小、评估风险的后果，这群思想家将冒险活动转化成推动现代西方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如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那样，他们与天为敌，在黑暗中寻觅亮光；依靠那一缕亮光，人类得以将未来从难以对付的敌手转变成可以把握的机会。这些思想家的成就促使人们改变了对风险管理的态度，将人们对赌局和博弈的迷恋引导到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推动技术进步上。

通过明确一整套理性的冒险过程，这些创新家为科学和企业提供了关键的工具，助其发展出了当今世界的快速交通、巨大产能、即时通信和复杂金融体系。他们对风险本质的发现，以及关于选择的艺术和科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以自由选择为核心的自由经济，即使有着种种问题和缺陷，也给人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福祉。

当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人们有能力确定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并在不同备选方案间做出选择。风险管理学指引我们做出众多决策，从配置财富到管理公共卫生，从发动战争到规划家庭事务，从支付保费到系好座椅安全带，从种植玉米到营销玉米片。

过去，用于农垦、制造、企业管理、通信的工具很简单。那些工具常出故障，但容易修理，无须请管道工、电工、计算机科学家、会计师、投资顾问等。一个领域内的故障很少对另一个领域产生直接影响。而今天，我们使用的工具相当复杂，故障可能造成影响广泛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工具失灵和误操作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概率论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工程师可能永远设计不出横跨大河的巨桥，家庭取暖可能还依靠壁炉，供电设施可能不存在，小儿麻痹症还在危害儿童，天上没有飞机，太空旅行只是梦想。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家庭“顶梁柱”的身故会导致家人面临饥饿或不得不求助于慈善机构，更多的人会没有医疗保障，只有最富的人买得起房。如果农民不能在收割前锁定作物的出售价格，那么他们也许会大幅减产。

如果没有活跃的资本市场可供储蓄者分散风险，如果投资者只能持有一只股票（在资本主义早期就是这样），那么微软（Microsoft）、默克（Merck）、杜邦（DuPont）、美国铝业（Alcoa）、波音（Boeing）、麦当劳（McDonald’s）等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创新企业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管理风险的能力，以及冒险做出前瞻性决策的意愿，是带动经济大车滚滚向前的巨轮。

当今人们对于风险的看法起源于七八百年前传入西方的印度—阿拉伯记数系统。但是，关于风险的学术研究肇始于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那时的人们奋力挣脱过往的束缚，公开质疑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信条。在文艺复兴时期，全世界大片的土地与资源有待西方人去发现和利用。那是一个宗教面临挑战、资本主义萌芽、科学和艺术大发展的时代。

在文艺复兴处于全盛阶段的1654年，德·梅尔骑士（Chevalier de Méré），一名热衷于赌博和数学的法国贵族，向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发起挑战，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当两个玩家中有一个领先时，怎样在他俩之间分配一场未结束赌局的赌注。这个难题其实已困扰数学家多年，是由15世纪的卢卡·帕乔利（Luca Paccioli）修士最早提出的。这位修士向当时的工商界人士推荐了复式记账法，还向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传授了乘法表。帕斯卡向律师兼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求助。他俩的合作产生了爆炸性的结果。他俩“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发现了风险概念的数学核心—概率论。

他俩对帕乔利问题的解答意味着，人类首次能借助数字来制定决策并预测未来。在古代和中世纪，甚至在无文字社会和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人们也制定决策，追求利益，开展贸易，却不曾真正了解风险或决策的本质。今天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迷信和教条，这并非因为我们变得更理性了，而是因为我们对风险的了解使得我们能以理性的方式决策。

当帕斯卡和费马首次闯入概率的迷人世界时，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波不同寻常的创新与探索浪潮。到1654年，“地球是一个球体”的事实已得到证明，广袤的新土地已被发现，火药令中世纪的城堡灰飞烟灭，活字印刷技术已发展成熟，艺术家娴熟地运用透视法，财富涌入欧洲，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股票交易所欣欣向荣。在若干年前的17世纪30年代，期权的大量发行导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当时那些期权的基本特征和今天流行的复杂金融工具并无二致。

这些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神秘主义备受质疑。那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已登上历史舞台，圣三一（Holy Trinity）和圣人头上的光环已从大多数画作上消失。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已发现血液循环，从而推翻了先人的医学教条。伦勃朗（Rembrandt）已创作名画《解剖课》，将那具冰冷、苍白的人体赤裸裸地陈列在观者面前。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就算德·梅尔骑士不向帕斯卡提出那个难题，也很快会有人研究出概率论。

随着岁月流逝，数学家们逐步将概率论从赌徒的玩具转化成了组织、解读、应用信息的强大工具。众多天才的想法日积月累，最终孕育出量化风险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参与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

到1725年，数学家们争相设计生命期望表，英国政府通过出售终身年金筹资。到18世纪中期，海上保险已在伦敦兴起，发展成一种相当复杂的业务。

1703年，戈特弗里德·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对瑞士科学家兼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说：“大自然已经制定了规律，这些规律通过事件的循环往复体现出来，但这只适用于大部分情况。”1此言启发伯努利提出了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和各种统计抽样法。现在，这些定律和方法已是民意调查、品酒、选股、新药检测等诸多活动的基础。莱布尼茨的告诫“这只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具有他自己也可能没认识到的深远意义，因为这一论断首先回答了为何存在风险这个问题；若没有这一条，则一切都可预知，任何事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变化永远不会发生。

1730年，亚伯拉罕·棣莫弗（Abraham de Moivre）提出了正态分布（又称为“钟形曲线”），并且提出了标准差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组成了平均数定律（Law of Averages），是现代风险量化技术的基本元素。8年后，雅各布的侄子—一名和他同样出色的科学家兼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大多数人做选择、定决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由财富的任何微小增量带来的满足感“与先前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基于这一看似简单的论断，丹尼尔·伯努利解释了为什么希腊神话中指物成金的迈达斯国王（King Midas）不快乐，为什么人们往往厌恶风险，为什么卖家能通过降价扩大商品销量。他的这一论断成为后来250年里理性行为的典范，奠定了现代投资管理学的基础。

在帕斯卡和费马合作的100年后，一位特立独行的英国大臣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论述了怎样运用数学方法将新旧信息组合起来用于决策，此举大大推动了统计学的发展。贝叶斯定理聚焦于此类常见情形：我们对某件事的概率已有可靠的直觉判断，希望知道怎样随着事态发展修正这些判断。

我们今天在风险管理和决策分析中使用的所有工具，从博弈论到混沌理论，大都源自1654年至1760年间的这些发展，只有以下两个例外：

1875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大表弟、业余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现了均值回归原理，这一原理解释了为何“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每当我们根据事物会恢复“常态”的预期制定决策时，我们就是在运用均值回归原理。

1952年，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为什么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可接受的高风险策略，为什么分散化是投资者或企业家可采用的离免费午餐最近的方案。马科维茨的这一发现引发了华尔街、公司金融、全世界企业决策的重大变革，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要说的故事中，始终可见以下两派观点的分歧：一派相信，最好的决策必须基于量化和数据，根据过往事实所反映的规律来制定；另一派则认为，最好的决策必须更依赖对不确定未来的主观判断。这两派观点的分歧从未得到弥合。

此分歧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过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我们无法对未来进行量化，因为它是未知数，但我们已学会通过数据来检视过去发生的事。可是，在做预测时，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过去？当我们面临风险时，什么更重要—是我们所见的事实，还是我们对藏在冥冥之中的未来的主观信念？风险管理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我们能否精确地指出两种方法的分界线在哪里？

我们固然能建立一个似乎能解释一切的模型，但当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和反反复复的试错时，难测的现实和执着的人性能迅速推翻这个模型。已故的现代金融理论开创者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曾说：“世界在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人眼里，比在哈德逊河畔的华尔街人眼里更井井有条。”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分歧变得越发深刻。基于数学方法的现代风险管理手段包含着无视人性、误入歧途的种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曾告诫说：“我们对社会和自然界中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了解，始终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对于确定性的执着已导致无数祸害。”3在挣脱以往束缚的过程中，我们也许陷入了一个新的牢笼，即与过去的教条同样顽固、专横、压制人性的盲信。

如今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数字，但有时我们会忘记：数字只是工具。数字没有灵魂，还可能成为迷恋的对象。现在我们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是由计算机制定的，那些计算机犹如饕餮一般，贪得无厌地索要并吞食数据、消化数据，然后给出反馈。

为了判断当今应对风险的方法在何种程度上是福还是祸，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了解风险管理学的整体发展历程。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过去的人们试图或不试图控制风险，他们怎样管理风险，他们的经验孕育出了怎样的思想和语言模式，他们的活动怎样和其他大小事件一起影响文明的进程。通过了解这些，我们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去向何方。

我们在回顾风险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时，常会提到概率游戏，其影响远不止于轮盘赌的输赢。关于风险管理和决策的诸多复杂想法源于对赌局的分析。就算你不是赌徒，甚至不是投资者，你也能明白赌博和投资所揭示的关于风险的一切。

骰子和轮盘，股市和债市，都是可供研究风险的天然实验室，因为其表现易于量化，其信息呈现为数字。此外，它们还能深刻揭示人性的特点。当我们屏息凝视跳动在轮盘上的小白球，或向经纪人下达股票买卖指令时，我们的心脏和数字一同跳动。对于所有取决于概率的重要结果，都是如此。

英语中的“风险”（risk）一词源于早期意大利语里的risicare，其义为“敢于”。就此意义而言，风险是选择而非命运。我们敢于采取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做选择时享有的自由，而风险的故事就是这些行动的故事，亦是人性的故事。

作者: [美]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Bernstein）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入库时间：2020年6月
译者: 吴翌 / 童伟华 
出版年: 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