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赠书 | 这个大国又搞事了，背后的隐秘武器已被看透！

在即将跨入新千年之时，某家法国经济情报公司撰写了一篇研究报告，主题是“美国将国内法和域外权作为称霸世界经济的工具”。

该报告毫不客气地谴责美国打击腐败只是为增强自身实力，获取欧洲公司的商业机密，并为法国政府提出了应对举措。当时这篇报告知悉范围很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警示作用，因为法国政府当时对它的评价是“这是在给我们的美国朋友泼脏水”。

20年后的今天，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在经过两年走访、调查后完成了这部《隐秘战争》，深入分析了美国如何借助经济霸权开辟“无声的新战场”，如何运用法律这一威力无穷的武器，将欧洲企业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果说阿尔斯通前高管皮鲁耶奇的《美国陷阱》使读者从亲历者视角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权有了感性的认识，那么这本《隐秘战争》则透过更加专业理性的视角，借助丰富且震撼人心的案例，深度剖析了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前世今生、制胜之法。

这本书的问世如同一声警钟，让欧洲大陆从对“美国朋友”最后的憧憬和幻想中彻底醒来，也为中国读者正确认识中兴、华为等事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01

霸权披上“法律盔甲”

拉伊迪在书的开头引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大到永远做主人，除非他将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力。”美国无疑是实力与野心兼备的国家，在外交、安全、科技、经贸和金融等各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尤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这种依存关系并不对称。

这些因素均为美国长臂管辖提供了基础。近几十年来，美国借助反腐、反恐、推动民主、打击犯罪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丰富其长臂管辖权的范围，坐实“世界警察”的位置，其真实目的则是削弱竞争对手，维护霸权统治。

1977年，美国制定《反海外腐败法》，次年修改该法，使其拥有域外效力。因此，无论是在哪里发生的案件，只要涉事企业或其旗下任何一家分公司（或办事处）与美国有某种联系，比如用美元计价签订合作，支付发生在美国领土，或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发送、存储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美国就认为自己有权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

1996年，美国颁布《赫尔姆斯—伯顿法》制裁古巴、《达马托法》制裁伊朗和利比亚。这两部法律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敌对国家，且带有域外管辖的性质，要求所有美国企业和海外企业都遵守美国的禁运令。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或者是美国公司境外子公司，都要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3年一次的审核，公布资产负债表外的财务信息。

面对美国的法律天网，外国企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调查和惩罚对象。事实证明，任何挣扎或耍花样都会使惩罚加倍，因此大部分企业都会乖乖认罪认罚。据统计，2009-2017年，美国监管机构从包括欧洲银行在内的主要国际银行手中拿走了1900亿美元。

02

情报才是制胜法宝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如拉伊迪在书中所说，“如果没有情报武器，美国长臂管辖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然而现实是，美国情报部门搜集、分析经济与金融情报的工作近乎完美，世间无出其右者。

苏联解体后，打击腐败与工业科技间谍活动成为美国情报界最优先的事项。政府允许情报部门窃取外国公司和政府商业秘密，将“五眼联盟”全球监听系统调整至经济领域。

此外，美国人通过立法来防范觊觎美国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人。2014年美国国家反间谍局更名为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进一步加强打击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一边进行间谍活动，一边保护美国经济安全的机制可谓滴水不可。经济领域的监控任务均由美国各调查部门组成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联合执行，包含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家税务局。

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800名特工负责打击腐败，其中包括由30人组成的特别小组。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的联邦警察负责接收美国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消息。

另外，美国情报界在搜集和分析商业情报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人才。进入大数据时代，美国利用科技优势，进一步打开了全方位监控的大门。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通过美国《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法案》（又称《云法案》）。

从此，美警方和情报部门可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访问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等公司服务器上的所有信息。2018年5月，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但却完全不能阻挡《云法案》的入侵。当然，美国企业从来不是被监控重点。

面对美国的信息“猎手”，各大公司最隐秘的经济勾当都逃不过美国人的监控。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这其实与主动打开水龙头，让信息流入美国情报部门并无不同”。而美国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大都上不了台面。

比如在阿尔斯通的案件中，美国就曾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密探”，甚至在重要会议中用微型录音机录音取证，而这些行为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完全是被禁止的。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人要的只是能定罪的证据。此外，由于美国检方只愿意和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打交道，被控企业不得不聘用美国律师，该过程同样面临商业泄密风险。

按照美国的法律，律师理论上应遵守职业秘密保护机制，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不经客户允许对外公开客户信息，甚至当美国监管机构的施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律师别无选择，只得向司法机关披露。源源不断的商业机密为美国检方对外国企业定罪提供了最有力的弹药。

03

欧洲被逼上“角斗场”

作者在书的最后将视角拉回欧洲和法国。放眼欧洲，西门子、阿尔卡特、阿尔斯通、德希尼布等大型公司，甚至欧洲航空工业龙头—空中客车都成为或即将成为美国“案板上的肥肉”，更别提屡被重罚的欧洲大银行。2014年，巴黎银行案被开出89亿美元天价罚单后，愤怒的法国政府积极推动欧盟层面的协调，寻求应对方法。

2018年美国撕毁《伊核协议》，恢复对伊制裁的单边决定再次严重触及欧洲人的底线。因为在2015-2017年间，欧洲与伊朗的贸易额已从80亿欧元增长到210亿欧元，一旦恢复制裁，欧洲企业将损失惨重。

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决定，欧盟决心有所作为，提出建立“特殊目的载体”，通过避开美元交易使欧洲经济体与伊朗间的交易合法化，升级《欧盟阻断法案》等，法国甚至提出更大胆的解决办法，如通过法兰西银行从伊朗购买石油，再将其出售给道达尔等大公司，因为“美国不敢攻击像法兰西银行这样的公共机构，否则会被解读为真正的经济战争宣言”。

目前来看，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所言，“欧盟虽言辞有力，但却执行不力”。但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已经觉醒，在新的世界变局中，以更积极、独立的姿态迎接来自美国霸权的挑战。而中国，更应从这场“隐秘战争”中看清历史与现实，因为我们已站在战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