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的典范在哪里？没有信息透明，一切可能归零

超级传播让阴谋论不攻自破

目前有两则消息让我对新冠病毒不敢轻言乐观：

2020年2月12日财新网报道：

日本隔离游轮“钻石公主号”累计确诊数攀升至174人，连检疫官员都受感染，显示船上的传染进程还在继续。

要不要针对全船3000多人全都进行冠状病毒筛查？近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政府难以对船上的所有人士都实施检测。

在横滨被要求进行海上隔离检疫之际，这艘船上共有3700多人，包括2000多名乘客和1000多名船员。按照既定日程，这艘游轮在1月20日至2月4日期间，多点停靠，船上游客可参加长度不等的行程，标准价格为25万日元（约人民币1.6万元）至138.2万日元（约人民币8.9万元）。

驻日美军日前曾向日本提出，拟先派员将船上受困的400多名美国公民带下船，并在岸上进行隔离，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认为执行起来牵涉问题太广。

换句话说，日本政府觉得对船上所有人都实施检测都难以实施，到岸上隔离需要的资源和约束条件更多，更难实施。美国如果一开先例，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无法交代。

与此同时，继湖北省之后，浙江省也被列入日本实施入境管制的对象地区，持浙江签发护照的中国人和其他有浙江旅行史的外国人自2月13日起都将被禁止入境，安倍说，“必须采取更全面且灵活的边境措施，以防止传染病涌入我国”。 

2020年2月11日新京报报道：

一名英国人已经感染英国、法国、西班牙三个国家共11人，被英媒称为“超级传播者”（super spreader）。

这起跨越三国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起源于新加坡的一次商务会议。

1月20日至23日，该英国男子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商务会议。该会议是由一家跨国企业在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的，共有109人参会，包括15名新加坡人、94名外国人。

会议结束后，该男子于1月24日抵达法国上萨瓦省滑雪胜地莱孔塔米纳-蒙茹瓦（Contamines-Montjoie），与一群英国朋友度假。1月28日，该男子返回英国布赖顿的家中，随后感到不适。2月6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法国方面立即对和他一起呆在度假胜地的11人进行检测。2月8日上午，法国卫生部宣布，11人中共有5人确诊感染，包括4名成人和1名儿童。

2月9日，和该男子一起在法国度假的另一名英国籍男子回到西班牙的家中，随后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新加坡君悦酒店的会议已经引发国际关注，在会议结束后，1名马来西亚人、2名韩国人、4名新加坡人已经确诊感染。

本来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的新闻转述，却要详细摘录那么多，降低了表达效率，牺牲了读者更多时间，目的是为了让我的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传播路径、以及政府和人各种条件的约束与局限。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2020年2月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最近出现了一些从未到访过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并将病毒传染给了其他人，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Gabriel Leung）2020年1月10日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表示，大部分专家都认为一个确诊患者将传染2.5个人，这使得发病率可以达到60%-80%。梁卓伟称，虽然目前整体死亡率要低于1%，但死亡数将会非常可怕。

此前，不论是美国、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的禁令，都只聚焦在最近14天内从中国境内出发的游客，对于无中国旅行史的旅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但实际上，截止2020年2月11日上午12点，中国境外确诊患者已达378人，分布在24个国家。

回想病毒的传播速度，可以说相当快：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10时起封城，但之后的两周内，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皆有感染病例，并且传播到全球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

清晰可见的是，病毒传播不认国籍地域，不论气候，不认肤色人种，不认身份地位，不认贫富贵贱，也不认男女老幼。

它也反过来，让病毒基因武器的阴谋论不攻自破。因为病毒不可控，比核武器更不可控，欲予依赖，反受其害。在可以精确定点实施擒贼先擒王“斩首行动”的现代科技战争时代，病毒基因武器不可控，也完全没有必要。

香港新加坡经验让预警恐慌论无处藏身

本次疫情应对，全球反应最迅速的是新加坡和香港特区。

2020年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

2020年1月3日，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

2020年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级别应变；

2020年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同日，香港突然“修例”，要求将有关病例列作须呈报疾病并强制隔离，拒绝隔离及接受医学检查即属违法，一经定罪罚款5000及监禁6个月；

1月20日港府宣布再推出三项新防疫措施，包括从21日凌晨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表制度，要求所有武汉入境人士必须填写，如拒绝填写可被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很多人认为，信息不及时公开，好处是不会影响生产生活，不会给社会制造恐慌。

然而，就从本次疫情的直接验证来看，类似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新加坡、香港乃至湖北潜江提前预警、提前采取紧急措施，并没有带来恐慌。纵有抢购等恐慌，也比日后措手不及强。

相反，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感受不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威胁的，往往需要配以强制措施才行。

2020年1月23日刚开始宣布武汉封城那几天，武汉当地还有人不以为然，还在社交媒体上咒骂制造恐慌，“那些用键盘挑起恐慌的人们，我真的劝你们早日入院好吧，我大武汉人民能挺过去”，云云。

而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2020年1月2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2020年 1月）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我是21日到达武汉......此后，我又见了一些当地部门，到了晚上我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十倍起跳。”

管轶的“乌鸦嘴”和“逃兵”行为，其实是最尖锐的全民预警，但报道一出，他几乎成为全民公敌。如今，短短半个多月时间过去，管轶当初说的话，几乎全部应验！

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多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所谓预警导致恐慌，多半是杞人忧天的猜想。

据说，传染病有这样一种规律：100个人里面80个人严防死守，18个人无所谓，2个人到处作死，这2个2B就会通过18个人，让80个人的努力白费。

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香港采取的措施，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强制性。

信息透明是最廉价高效的不二法门

人体和动物世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都形成了一整套不经大脑和“猴王”决策就能迅速反应的应激机制。

但在人类国家化以后，这种应急信息机制在有些国家有些地区有些时候却受到了人为阻碍。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马蒂亚·森有力的证明了，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因为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导致了饥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贫穷地区的穷人缺少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都无法再容忍政府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

信息一旦透明，不论是商业的、慈善的、政府的，多方力量，都会更快速有效地抵达需要救助的地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于2000年做出“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的重要判断）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信息保密还有更大的危害：为了保密，政府常常把决策人员限制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那些本来可以提供深刻洞见的人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样的决策质量因此也就差强人意；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随着政府决策失误的增多，政府官员怕承担责任，转而寻求自我保护，信息就更不敢公开，决策圈子变得更小，决策质量也就每况愈下。”

人类血泪凝成的事实证明：信息透明是最廉价高效的不二法门，它可以及早发现危险，并且及时动员群体的力量，将危险及时阻挡、消灭在萌芽状态。

钱翰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面对不明呼吸道传染病的防疫的决策策略》（2020.2.9）认为：

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在于一旦蔓延就很难控制，动员时间越早，成本越低，动员时间稍微晚一点，可能就无法收拾，代价成几何指数增加。因此，在疫情初发时，不待科研的判断（是否会人传人）而立即在小范围内采取大力度的措施迅速隔离并阻断可能发生的传播，从长期而言，可能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价值最高的策略。

这种策略必然会导致较多的虚警和虚惊一场，出现“狼来了”的心理后果，以及民众的诸多抱怨。同时在经济上也会付出一定的看上去似乎不必要的成本，但是长期来看，这种策略在经济学上是合算的，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上说就是：宁可听到人民的骂声，不要听到人民的哭声。

财经专栏作家苏小和也说：信息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斯蒂格里茨沿着亚当斯密的完全市场竞争秩序，构建了这个学术模型。好的市场经济体系，除了必须具备足够的市场容量，另外一个必须具备的要素条件，就是信息自由流动，且对称。在这样的理论意义上，新闻自由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技术问题。换句话说，新闻不自由，我们迟早要挨饿。

在今天和今后的疫情面前，我们要说，信息不自由，不仅是挨饿问题，更是生死存亡的生命代价问题（当然，挨饿也会死人无数）。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2020年1月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曾光说，政府官员“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但曾光也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今天，我们进一步看到，不仅是科学决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信息透明，一切可能归零。

疫情问题是全球治理问题

疫情没有国界。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与发展，清晰地告诉我们：疫情问题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问题，也必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任务。

任何一个地方，一开始对公众隐瞒疫情，导致疫发而不可收拾，都会使一个地区原本可控的风险，很快变成了全球莫测的风险。

因此，信息透明化、决策科学化、治理系统化，一定会成为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谁能领导全球治理？不取决于意识形态，不取决于决心和毅力，而取决于信息透明度、科技水平，以及，丝丝入扣严丝合缝有条不紊的良好治理协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