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金融能取代香港吗？

2019-12-111473次阅读

政企不分的洋务运动

清朝末年，为了挽救内外交困的清政府，统治阶级里的有识之士开展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支撑清政府的统治。

当然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军工方面的技术最先被引进，直到洋务运动后半段，商业企业才开始陆续出现——这也是在官员们发现军工企业融资总是会出现困难之后才做的事。1872年，现在招商局的前身轮船招商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最初的使命是与外国轮船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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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招商局旧址

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便公布招商集股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股份制形式创办的企业。后来很多洋务运动中官方开办的企业，也采取了股份制的形式。

虽然在形式上，这些企业都是股份制的，股本也在社会上公开销售了，为企业发展筹集了不少资金。但是这些企业可不是股东说了算，企业最高权力还是掌握在洋务官员手里。有的洋务企业甚至一直都没召开过股东大会。比如直到1909年，轮船招商局才召开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并选出首届董事会，这时候距离清朝灭亡都只有两年了。

洋务官员还很喜欢通过插手洋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任命，来控制洋务企业。但是可想而知，他们安插进来的亲信，往往是玩政治的高手，却没有商业头脑，董事会又如同橡皮图章，无法行监管之实，企业的命运也只有亏损一途，无非是多亏还是少亏。

官督商办的本质大抵如此。

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大原因。洋务官员们想的是“中体西用”，可是企业形式学了一半，学不到家照样不能经营好企业。而且从民间资本的利用来看，清政府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日后仍然在引进民间资本后大肆侵吞民间资本，让民众利益受损，酿成保路运动，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轮船招商局能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已经是洋务企业里比较争气的了。经过百年浮沉，适逢改革开放，招商局才迎来了企业史上最大的机遇。

招商局的大胆实验

1978年，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袁庚走马上任招商局副董事长。这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很多南方改革开放史开篇就要引用的揭幕时刻。

那时的香港招商局，什么都由北京管着，成员无事可做，连订的三份报纸也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不让干部读其他报纸，理由是怕资本主义的报纸让干部腐化堕落。

袁庚到来之后，觉得信息源太狭窄，于是买了各式各样的报纸回来读。当他看到报纸上风月片的广告时，顿感好奇，去挑了一部看。可惜他看了一部烂片，一半都没看完就走了，还吐槽电影质量差：

“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放在历史长河中就是创举。

在地球知识局的《为什么是深圳？》里提到，1979年袁庚曾经找到李先念，想要在蛇口建设一个码头，并以之为基础建设一个工业区，承接香港的产业。

他一开始还谨小慎微，只敢要一个蛇口，但上面决定了，整个南头半岛都交给招商局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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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蛇口这个改革开放的“试管”，袁庚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当筹建南山集团的时候，袁庚提到了参与的公司全都是国企：

“现在要组建南山公司的没有外资公司，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中国银行，华润，石油部，都在财政部一个口袋里，什么股份不股份，全都是国家的。”

当时的国企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自洋务运动时候的老毛病“政企不分”仍然存在。袁庚下定决心，哪怕国企参与进来，也要让新成立的南山集团成为股份制企业。

最终，由香港招商局牵头，联合华润、中海油、广东省、深圳市、黄振辉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南山集团创立了，这是一家实行政企分开、无直接上级主管单位的股份制企业。

南山集团国资与外资各持股50%，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指责袁庚，“经济效益那么好，为什么不控股”，是出卖招商局的利益。但有聪明人看得长远，指出：

“它真正实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避免了行政干预。你想，如果招商局是大股东，一股独大，那么当然是我说了算。而我上面是交通部，交通部下面又有各个司局，行政干预就多了。”

股份制下，国资也要按照游戏规则来，不能瞎插手企业运营。南山集团的先例一开，后续很多有国资背景的深圳企业也是以股份制的形式运作，在市场竞争中仍能有很好的表现。

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与南山集团类似的，由招商局孵化的国资背景股份制企业，还有中集公司、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

现在很多人对招商银行的认知，是一家和零售行业合作密切的商业银行，凭信用卡买单能享受到不少优惠。老油条就是招行的忠实粉丝，还买了一只小招猫在家供着，仿佛这样能让他在接到催还款电话的时候有点底气。

但其实招商银行最初的使命，是解决蛇口工业区内部的融资问题。

袁庚和蛇口工业区常务副董事长王世桢，在1985年央行行长陈慕华到蛇口时，大胆提出：

“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都很大、发展很快，但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却很不够，除了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商业银行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商业银行体系才能适应，而蛇口工业区早在1984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能否在此基础上创建一家完全由企业持股、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中国式的商业银行？可不可以让招商局在这方面探索一下，闯一闯，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条路子来？”

行长开腔，批文很快也到了，袁庚马上去劝说王世桢做行长：

“这件事关系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你总不能因为你不肯做行长而让批文过期作废，让这么大的一件事告吹吧……你先干着，一边干，我们一边找人，找到人你就下。”

王世桢只能被赶鸭子上架，袁庚也没再另请高明。

王不乐意做行长也实在不是谦虚。招商银行刚成立的时候，没资金，没背景，没关系，一共只有36个人。王世桢后来也提起过，招商银行是无政府部门直接投资、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主管部门的“三无” 银行，在当年的财政大背景下实在是难做的很。

但这也正是招商银行出现的原因，只有这种“三无”银行才能放手改革。

招商银行一成立就组建了董事会，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尽管因为银行的敏感属性，最初只有招商局一家股东，但是股份制的基调已经定下来了。招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企业法人持股、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

王世桢后来回忆道：

“除了接受中央银行的领导和监管外, 不受地方政府干预和制约, 不承担政策性贷款。这也决定了招商银行必须切实建立‘自主经营、自求平衡、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营运作机制。”

业绩压力让招商银行在业务上不断创新，也很注重用户体验——这一点用过它手机App的人应该体会很深吧。

“早产”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的股份制公司越来越多。1987年，“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 等5家公司被先后批准为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几年后，股市的狂热席卷深圳，证券部的正规途径抢不到股票，人们就自发形成了股票黑市。

就在荔枝公园北面园岭小区的特区证券部周围，人们做起了股票黑市交易，旁边就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声呼喊：

“谨防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在深圳创办证券交易所迫在眉睫。

官方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国内还没有证券交易所，都没有经验，只能翻译外国经验并出国考察学习。

深圳这时候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距离香港很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行请来了香港新鸿基公司做顾问，讲解资本市场的有关知识。新鸿基证券主席冯永祥卖了个面子，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元顾问费。

时机成熟后，深圳很快就开始筹备证券交易所，一边向上级打报告，一边没等上级下批文就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可批文迟迟不下，市里领导考察之后决定，不等批文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开市。

12月1日当天，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早就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为其开业敲响了新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的第一场开业钟。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谁是新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还有争议。因为深圳在批文还没下来的情况下就开业了，而那边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批文下来之后，于1990年12月19日开业。

连批文都没有就自行开业，这事也只有当年的深圳干得出来。后来李灏还去了北京找总理汇报，说是汇报，也可以说是负荆请罪。所幸上级总体还是支持的，只是关照要注意运作情况，不要出了问题。1991年7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才在得到批文后算是正式开业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深圳，对股市发表了讲话：

“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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