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缺什么？

如果说江西是南方的山西，山西就是北方的江西。两者均有过极为辉煌的光荣岁月，并且经历漫长失落。

江西和山西的失落还不大一样。

与山西相比，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江西，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周围都是富亲戚，强大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江西未来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反观山西，东邻河北，西望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

国家重大战略是推动地方发展的重大契机。历数各大国家战略，从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崛起，再到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山西能借上力的寥寥。即使在包含山西的中部崛起战略中，山西也尚有很多功课待补。

更何况细究起来，中部崛起内部发展分化，安徽投靠长三角，已经被国务院接入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而湖南、湖北、江西则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且已经成为国家级城市群，而飞速扩张的大郑州，将来甚至可能成为全北方仅次于北京的枢纽级中心城市。

唯有山西，顶着“家里有矿”的名头，有待一场新的发现。

山西印象

从小山西留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毒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私下里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冽，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清纯的形象破灭了，但对山西在艺术方面的地位依旧很赞叹。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山西籍的音乐家，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从古到今，山西可谓弦歌不绝。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加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黄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铿一面。新华社期间，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走遍全国，偏偏没去过山西，一方面是缘分未到，另一方面可能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山西的尴尬。

真正踏足山西，是我下海从事策划行业几年之后了。90年代末，当地一位生意做的很大的金融业老板辗转邀请我前往山西考察。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麻衣素履，居士打扮，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合作自然无从谈起，但对方还是很尊重我。在这位居士老板的陪同下，我仔细的走了一遍山西，从阎锡山故居，到五台山，再到平遥古城，也看了名噪一时的话剧《立秋》。

在和话剧创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在野心时代里，人心往往被物欲所驱使，山西的能源经济更是典型，但偏偏是山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立秋》。“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种对传统与变革、国运与人运的深切反思，除了山西，我想不出还有哪里能演绎的这么到位。

彼时的山西，小煤窑已经兴起，一路上灰尘漫天，两边拥塞着一辆辆拉煤的卡车，路面凹凸不平，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文化也压抑得厉害。但就在这晦涩沉闷中零星闪现的一点火花，让我意识到，山西绝非某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某种深埋于煤炭之下的璀璨，有待发现。

平遥古城

人文滥觞，山河激荡

这么多年来，我走遍全世界，一个天问总伴随着我。

叩问文明兴衰，其它三大古老文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金字塔下行走的人们已经不是当年法老王的子孙；两河流域至今仍然炮火连天，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看似延续至今的印度，实则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文明中断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依旧在诵读着2500年前那些老人家的语言，华夏文明血脉历千年而不断，原因何在？

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已经不合时宜，全世界都在寻找打开中国这扇大门的线索。这把秘钥不在繁华的北上广深，而藏在看似无足轻重的山西背后。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窃以为相当有见地，精准点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大误区。中国并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常见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态，而是一个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政治载体几乎完全重叠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文明的传承与帝国的延续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政治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认清今天的中国问题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关于中国 “文明型国家”的特质，很多学者有过精彩论述，在此不多赘言。但我想着力指出的是，不管是“文明记忆”的起源与流变，还是“天下观”的塑造与阐释，山西都是极为关键的坐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治乱循环本是常事。但山西古今盛衰间的落差之大，可以说无出其右。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辉煌。只有理解山西几千年来的辉煌、动荡与沉沦，方能穿越浮华，抵达文明的纵深。

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考古学来看，中国文明最早诞生于河东，即今天晋南襄汾一带的陶寺遗址。

从1978年陶寺遗址首次发掘至今，城墙、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区乃至天文台陆续出土，深埋于地下的古中国逐渐露出真容，举世皆惊。考古实证表明，4000多年前，陶寺就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这一切都指向了遥远传说中的尧都，中华文明的起点。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三皇五帝久远缥缈，但晋南毫无疑问是这首《卿云歌》中所描绘的上古华夏族历代领袖人物核心活动舞台，古华夏联盟的盟主国所在地。在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才跨过黄河转移到河南，诞生了更为成熟的二里头文化。

在考古学昌明的今天，华夏文明发轫于黄河流域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究竟源起何处？却是争议纷纷，晋、豫、陕、甘各执一词，但我认为最站得住脚的，应该是山西的古河东地区。丁村、陶寺、炎帝陵、盐池、历山、尧庙、蒲坂、禹王城……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三皇五帝的模糊身影和文明的斑斑印记，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延绵至今的起点, 也是“中国”这个人文概念的滥觞。

时间再往后推移，西周初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国号为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晋国是黄河流域的霸主，作为华夏诸侯盟主率领各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之后，都能跻身七雄行列，昔日晋国之强可见一斑。尽管晋国已经灭亡两千余年，但直至今日山西人对于“晋”这个字，都有着很深的情节。

伴随秦王一统天下，改封建为郡县，恢弘的中央大一统帝国正式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鸣镝弑父，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强大匈奴帝国。

汉朝建立以后，高祖亲率大军挥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屈辱求和，这也正式标志着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就此拉开序幕，并持续2000年之久。

从诞生、征伐到融合，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相互演化过程。从狭义的天下观来看，从文明源头到春秋天下霸主，再到边关军镇，山西在不断的边缘化；但如果放弃汉民族中心论的思维定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作为农耕——游牧过渡区的山西，在这场漫长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有一条很重要的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以北，干燥多风，宜耕地极少，而且十分分散，只能以放牧为生，因此这条线也成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分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使得两种文明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哲学都截然不同。在这条线上众多山脉绵延，形成两大文明之间的天然屏障，但山脉的走势与降水量线毕竟并不完全重合，而防线上最大的漏洞，就在山西。

被誉为表里山河的山西，东依太行，西界黄河，山河相间，是一个半封闭的地理模块。其内部是多个山脉交夹而成的一连串断陷盆地，由于地形原因，山西与外界，甚至山西内部几大盆地之间的交流都相对困难，这也使很多盆地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人文风貌。

如果说晋南是传统的农耕区，那么晋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天堂，雁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广为人知的雁门关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而雁门关之外，水草丰美的大同盆地常年门户大开，中原帝国强势时，尚可派大军驻守于此。一旦王朝衰微，游牧民族南下大同依此为据点，将会对中原帝国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因此两千多年来，山西北部一直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攻伐的最前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问鼎中原的重要通道。

而这些问鼎中原的游牧民族中，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跟山西关系最深。

多年以来，我对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魏史非常感兴趣，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不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耐人寻味的王朝。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掠过历史的天空，并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帝国的大门。

这种兴趣的萌生，跟我当时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有很大关系。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中提出了一个命题：“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匈奴人就以一个强劲的形象出现在草原上。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他们象鹰一样从历史掠过，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又去了哪里？”

当时年轻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我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游牧民族的书，名字都想好了，叫做《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为此我阅读了大量资料，也跑遍了内蒙各地。

当年内蒙调研的终点站，我去了鄂伦春自治旗的首府阿里河，拜访了闻名已久的嘎仙洞，1980年，文物考察队员在嘎仙洞中布满苔藓的岩石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祭文，嘎仙洞石壁铭刻的发现，其权威性和原始性在全国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

经过考证，石洞中的铭刻与《魏书·礼志》中的记载“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遣高度相似，证明了这里就是著名的“鲜卑石室”，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鲜卑族的祖先从呼伦贝尔转东南，出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从而进入“匈奴之故地”，最终建立北魏，定都山西大同，完成了前秦苻坚之后的统一北方霸业。

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研究北魏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大同，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一尝夙愿。

大同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云冈石窟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应当是北魏孝文帝。孝文帝23岁亲政后，延续冯太后的改革，文化上全面禁胡语，改汉姓；经济上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最后甚至提出迁都动议，并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迁到了洛阳。

应该说，这场汉化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风云激荡、蔚为壮观的。在孝文帝看来，草原民族的统一方式难以适应疆域横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国，五胡十六国的几百年间，既是血腥残酷的黑暗时代，也是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大融合的时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权走马灯轮换的时代。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因为草原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广袤的中原帝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传承往往采用兄终弟及制，因为在草原部落联盟中，维系凝聚力的基础就是大汗个人的绝对强势。草原之上征伐频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继制，常常会出现少儿皇帝的情况，主少国疑，很快分崩离析，因此兄终弟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兄终弟及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兄弟间都是同一辈分，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假设，一代人也不过区区百年。本代最后一位汗王过世之后，留下的是无数虎视眈眈的皇子皇孙，除非有极强势的人物横空出世，否则一场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也是草原帝国的国祚通常不满百年的重要原因。而这样一套政治体制随着胡马踏过阴山，问鼎中原，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孝文帝正是清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致力于打碎民族间的藩篱，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但这一系列改革在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北魏太轻易的放弃了胡汉二元的政治架构，导致了很多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迁都后不久，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国也在其身后30年分崩离析，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也在不久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于国、于家、于民族，孝文帝的改革都难说成功。年轻有为的统治者，波澜壮阔的政治理想，最终成就了一条通往灭亡之路。

但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上来看，我们在观察到游牧民族汉化的同时，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汉人的少数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看似是国难，实则是涅槃。通过游牧民族的刚健、血性和某些极富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为衰朽文明注入活力。

从世界史角度看，游牧民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他们广泛的分布在欧亚大陆无垠的中间地带，他们的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间荒芜；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因此游牧文明会周期性的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发动入侵，上帝之鞭与万里长城是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个故事就是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民族的战争。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乱华"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这两件大事大致就发生同一个时间段，欧亚大陆的两端重新陷入了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但两者的结局却大相迥异。承载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帝国就此陨落，欧洲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统，并延续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允的说，自秦一统中国以来，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可能陷入彻底分裂的时期。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间江河阻隔，胡汉相异，甚至一度在风俗思想文化方面也越走越远，更关键的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互相无法控制水源与粮食，这给分裂奠定了基础。中国得以统一的功臣，就是以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批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他们或小心或大胆，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下，胡汉二元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期间盛世离乱相继，免不了阴谋轨迹，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但正是在孝文帝乃至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之上，中华文明完成涅槃。日后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在无数血与火的经验中，融胡汉之所长，成就了气象万千的伟大帝国。让包容并汇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

晋南的临汾是尧舜舞台，晋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晋中的太原是李唐龙城，文明在这里从肇始到激荡，再到成熟包容，最终走向世界。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晋商兴衰

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再加上国家一统，山西逐渐沦为中游。在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中，山西曾获得过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两淮-中原一带是主战场，杀得血流成河，而朱棣的靖难之役，使得华北到华东硝烟密布。而彼时的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了离乱年间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明朝统一后，各地经济凋敝，人烟稀薄，躲过一劫的山西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口迁出地，累计外迁18次，百万山西人从洪洞大槐树出发，走向全国，山西也成了各个姓氏的寻根问祖地。

鄙人这个“王”姓与山西同样渊源极深。我常常自我调侃到，王姓虽然是中国有数的大姓，人丁遍及四海，可惜在历史上文韬武略不彰，王家的人才之寥落与人口之众多形成鲜明对比，唯一的皇帝还是篡位的王莽，没几年就被赶下了台。

唯独一件事令王家颇为自豪。唐代五大王姓才子王勃、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王瀚，从初唐到盛唐，从田园到边塞，个顶个的文采风流。深入了解才发现，这五位本家兄弟居然都是山西人，再听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个说法，我不由感慨：诚哉斯言！多年前我到晋祠参观时，拜访了传闻中的王氏祖祠，虽是第一次到，但香火缭绕间，竟也心生戚戚之感。

山西在造福天下的同时，自身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多次的人口外迁，使得山西人口在明清两朝持续下跌长达600年之久。有清一朝，山西实力仅在东北和西南诸省之上，其间仅存的亮色，就是晋商。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明朝弘治年间，设九边（九个军区）压制边疆，80多万军队和30多万匹战马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九边”的诞生直接把山西从作战第一线拉到了第二线，让山西从战场变成了商场。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这是晋商崛起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内陆全境；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欧亚大陆广袤的内陆地区。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

然而回顾一部晋商史，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晋商几百年间积累下的基业在短短十数年烟消云散，其中兴衰都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从产业资本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但晋商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1.2米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

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及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

 “根”在流通领域的晋商，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晋商主要做盐业和票号，兴于官商合作的“开中法”，盛于官商勾结的税收银，繁荣的背后是官僚经济巨大的泡沫，主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没有被惠及，因此晋商的繁荣可以说是一种工商业的“伪繁荣”，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乃至金融市场的诞生，看似失之毫厘，实则谬之千里。

煤炭往事

伴随着工业文明席卷世界，大变革时代风雷隆隆。

战马远去，刀剑入鞘，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几千年的纠缠，迅速退居幕后，埋入故纸堆中。曾经显赫一时的晋商，也只能在一栋栋深宅大院中，在对封建皇权尊贵气派的追忆中走向没落。工业时代的山西，发现了自己新的价值所在——煤炭。

时至今日，煤老板一词成了很多外地人对山西的刻板印象，“黑”与“金”这两种颜色，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山西的代表色。

但实则这种刻板印象源于话语权的极度不对称。煤老板的挥金如土掩盖了山西的整体滞后，从没听说过哪个工人靠挖煤挖的又多又快成了老板。一个豪掷万金的煤老板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在幽暗矿井中讨生活的矿工，他们沾满煤灰的双手，他们的破败与绝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盖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摇形象里。

我很欣赏山西籍的导演贾樟柯，也颇为认同他的理念：“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和沉重”。从《小武》《江湖儿女》再到《山河故人》，贾樟柯的叙事对象，一直是面对巨变无所适从的小人物，和隐藏在其人生际遇中的真实中国，这个角度，我认为比买豪车、买豪宅、千万嫁女等煤老板故事更贴合山西的时代本质。

山西的这场黑金盛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阶段，如果说煤炭是工业的粮食，那么山西就是中国粮仓。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几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北京、天津，支援了上海、重庆，支援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然而，山西煤炭由于市场和计划错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却至少在上万亿元以上。给全国工业输送粮食的同时，留下的却是“黑大粗”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

中东地区的石油王国，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德国的鲁尔区等都是资源密集型地区，相比之下，坐拥巨大煤海的山西，30多年发展居然落后于绝大多数省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是全国倒数第一，甚至还落得个灰头土脑的印象，山西有煤，这毫无疑问是国家之福。但对山西来说是福是祸却很难说。应该有不少山西人思考过，如果脚下无煤，山西的今天会是什么光景？

2002-2012这黄金十年，是山西煤炭的第二个阶段。中国加入WTO，经济飞速发展，煤价正式放开，再加上山西省推行煤矿产权明晰政策，第一次明确可以把矿出售给个人，大小煤矿遍地开花，无数煤老板一夜暴富，在山西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到处是煤炭改写命运的例子。煤老板也成了那个财富狂飙年代的典型缩影，但除了大量财富之外，伴随黑金而来的，还有如附骨之疽般的诅咒。

这十年是山西腐败发酵最严重的时期，高昂的煤价，支撑着权钱交易的盛宴。煤炭的利润之高，操作之简易，门槛之低，仅次于抢劫。

在挖就能赚钱，挖多少赚多少的情况下，煤矿利润的天花板就在于领导的一张嘴和兄弟的一双拳头。长此以往，靠山硬就挖的多，拳头硬就挖的多，权力寻租，黑恶势力横行愈发严重。

在很多文化不高、思维模式朴素的煤老板眼中，他们拿着大把金钱送给领导，并不是行贿，不过是在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毕竟领导金口一张，矿上就能开工，多开工一天，就多挣一天钱，所以说领导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要按天给钱的。

从2012年到现在，是山西煤炭发展的第三阶段，煤炭产业的一家独大会导致严重的产业结构畸形，这已经成为全省共识。从上至下整个山西开始了漫长的转型期，大量私人煤窑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力量开始合纵连横，优势整合，成为主导。但随之而来的新能源时代依旧让整个煤炭行业遭遇寒潮，而且从长期角度看，煤炭需求总收缩会成为主要趋势，同时山西当地的煤炭工业在环保与节能领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去产能，又要稳增长，还要调结构，可谓道阻且长。

在转型升级的路上，山西面临的问题与经济结构不平衡有关。在山西百强企业中，有80家是四大传统支柱（煤炭、焦化、冶金和电力）企业，100强企业营收的90%，是国企贡献的。

在政策、资本都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缺乏活力，很多只能带枪投靠，当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摩拳擦掌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一展拳脚之时，山西的父母们还在想方设法，乃至花几十万把孩子送进矿务局或煤炭集团，以求一份安稳的铁饭碗，这在其他发达地区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表象，环境污染并不可怕，经济失衡也可以想办法，人心蒙尘才是黑金真正的诅咒。

三十年的黑金盛宴，影响更多的是人心。生态可以修复，经济可以转型，而人性共通的贪婪、虚荣、侥幸，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无限恶性增殖，分布极广，荼毒极深，想要实现这一层面的净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山西向何处去

文章写到这里，很多山西的朋友读起来可能会有些压抑，山西已经混到五千年来最落魄的地步，未来还是希望渺茫，那真要无颜面对祖先了。山西究竟该向何处去？是所有念兹在兹的山西人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有三方面需要重视。

第一，认清、接受并尊重现实。

今日山西的重要性远不如昔，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在高铁时代，省域的概念将会弱化，反之枢纽的重要性会得到极大凸显，新三家分晋局面正在形成：北京、郑州、西安作为北方的三大枢纽，均匀的分布在山西周围，大同、忻州向北京靠拢；长治、晋城与郑州打通；临汾和运城，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区域定位，基本算是西安的辐射范围。这种趋势从五到十年来看，几乎无法避免。

现实如此，认清、尊重并接受是山西最明智的选择。其实这很正常，历史的舞台上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也终将迎来谢幕时刻。世上哪有万世不熄的香火？当大而强已经成为过去式，山西的未来一定要立足精品，发现特色，打造有识别度的区域名片。

第二，山西需要一批有所为的官员。

在2010年左右，一位不速之客来到北京拜访我，邀请智纲智库为他主政的城市进行战略策划。这个人就是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

半天交流下来，老耿说的唾沫飞溅，但其实我只听懂了四成，剩下六成要靠猜，因为老耿那一口山西话真是难懂。但就是在连蒙带猜中我发现了这个市长有点东西：第一极度倔强，和他的姓一样耿直耿介，认准的事情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第二眼光非常长远，他提出的大同古城修复计划极其宏大。

智纲智库在中国操盘过太多城市区域项目，虽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阶段，但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件事情的难度远超他的权力范围，别的不说，单单财政压力就能把人压死。第三，我发现老耿是个精于谋事、拙于谋身的愣头青，简称“不会做官”。

我曾经认识一位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他退下来之后某一天，他的秘书突然联系我，说某某领导身体快不行了，希望我去见见他。那次我远赴海南和他聊了两三个小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讲到，政治人物最怕的就是半渡而击，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被调任，老百姓不知道原委，只看见你留下的烂摊子，把脏水都泼到你身上。而政治人物最喜欢的就是“功成在我”，这个是人性，谁都只想生娃娃不想当保姆。

一为自保，二为政绩，因此很多官员都只考虑两三年见成效的项目，频繁创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为常态。频繁创新没有问题，可怕的是短期行为。真正重大的项目，没有十年之功几乎不可能，但这么长周期的事情只有两种人会干：第一是背景深厚、有政治抱负的人杰，第二是老耿这样不会当官的愣头青。这种现象从全世界政坛来看，都概莫能外。西方的政治人物为讨好选民，急功近利是必然，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延续性还更好一点。

尽管我判断老耿的委托难度很大，但他真的打动了我，我们的团队随后跟进了整个大同古城开发总体战略策划方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合作没有向纵深推进，但我内心还是很认可这个官员的。

这段时间以来，大同古城遭遇了非常严厉的官方批评，这很正常。老耿一直是个争议人物，四平八稳反而不是他的风格。当时我们大同古城策划团队的内部，也有人反对大拆大建。但我反倒认为看似愣头青的老耿，实则有大智慧，他也图名利，但计的是天下利，求的是万古名。

在他去之前的大同，背负着煤都的沉重名声，一只脚踩在悬崖边上。“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没人夸”。老耿看似急躁和愣头青的大兴土木背后，是殚精竭虑为这一座濒临枯竭的城市寻找突破口。

正如他所说：“中国高速城市化的窗口即将关闭，大同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作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城市化的深度参与者，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绝对是大实话，是极富战略眼光的预判。

榆次老城、常家庄园、大同古城、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老耿一路走来，留下的很多作品可能短时间不被理解，但长远来看，这些建筑不仅是当地招牌，更是山西乃至中国的招牌，价值无限。

老耿离开大同时，万民送行盛况空前；卸任太原时，网友广泛怀念，一篇普通的离职公文刷爆朋友圈。这只说明一个道理，公道自在人间，很多权倾一时的名字被人所尊重，掌权者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别人尊重的只是权力本身，当年晋惠帝在龙椅上发表“何不食肉糜”的高论时，百官山呼圣明之声同样不减。这种官当的再大，于青史无足轻重。

今年我又一次走访山西，最令我欣慰的就是太原和大同两座城市的崭新格局。

太原柳巷

太原多少年建不起来的立交桥拔地而起，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大山大河，整个太原眉清目秀；大同这座千年古城也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不见兵荒马乱和乌烟瘴气，重现北魏皇城气象。尤其是大同的美食，取自农耕游牧两大文明之所出，揉造品鉴于王公巨富之口，沉淀至今，可谓绝品。

平心而论，耿彦波的工作有不少败笔、也不乏靡费公帑之举。但我相信他是真想给百姓、给家乡做事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对于老耿不是说说而已。几十年来，仕途的波折与事业的昭彰互为因果，如今老耿年满退休，也算是一种成全。

藉由老耿，岔开聊几句山西人的性格。如果把各省中国人比喻成一个班级，那么山西人就是那个不捣乱也不突出，不聪明也不太笨，默默呆在角落里，不太显眼的那个人。

表里河山的封闭体系使得山西人总体偏保守，两山夹出的一连串断陷盆地更弱化了内部交流，横跨两大文化区让山西人性格更加多元，难以说清。

山西人既保守也激进，百度的李彦宏很保守，融创的孙宏斌很激进，乐视的贾跃亭更激进；山西人既抠门也豪爽，九毛九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煤老板的豪爽也让人诧异不已；山西人既恋家也敢于闯荡，山西人外出打工极少，但当年晋商的足迹踏遍欧亚大陆；山西人既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封建思想严重者不乏其人，也有像刘慈欣那样的怪胎，坐困愁城的小工程师，笔下却是光年之外的浩瀚文明……

这些形形色色的老西儿，让人很难看清山西人的性格特质，但背后还是有两点共性。

第一是乡情，山西人乡土观念极重。尽管当年晋商汇通天下，流寓四海，但最终一定要叶落归根，建起一座座深宅大院。我曾听老辈描述过“西商”（即晋商）的样子，他们穿着过时，面黄肌瘦，单身在外，从不吃喝嫖赌，一心想着赚够钱回家盖宅子，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富贵不还家如锦衣夜行。时代在变化，乡情是山西人不变的情节。

第二是较劲，从今日寒食在山中，宁死不出山的介子推，到千里走单骑的关羽，再到武则天、于成龙、阎锡山、陈永贵，直到今天的老耿，甚至是《又见平遥》里面那位虚拟人物赵东家，耗尽家财与232名镖师远赴沙俄，一去七载无人生还，只为保住分号王掌柜一条血脉。这样的“一意孤行”在其他地方很难理解，但在山西太多了。

山西人的较劲和贵州的日鼓鼓、陕西的倔、湖南的霸蛮都不太一样，山西人不善言辞，主意又正，不仅敢想还敢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常常越走越孤单，以至于变成孤臣孽子式的坚守。

别的不说，近四十年来，大大小小官员我见过上千个，像老耿这样一路死磕，不留后路的官员，从来没见过，真是山西这片黄土地上孕育出的怪才。

由于较劲对象不同，山西人的较劲体现形式很多：有时候是气节，有时候是忠义，有时候是清廉，有时候是诚信，有时候是一诺千金，有时候是造福一方，总之就是憋着一口气，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干好一件事。

如果说乡情是山西人心灵世界的最终归依，较劲就是隐藏在山西人略显木讷外表下的精神源动力。这是山西人复杂性格的两条主线。

讲完山西人的性格，我们言归正传，山西向何处去的第三点，是要以文旅抓手。

为写好这篇文章，我特地再访山西，一路走来，跨黄河入晋，纵览三晋大地，访武圣故里，古槐寻根，晋国溯源，吕梁踏青，河边诉阎，大同探魏，真是令人感慨，千年的时光遇见的都是厚重，山西有很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绝版的资源，山西的国家一级文保单位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高居第一，70%以前的元明古建筑都在山西。

过去山西旅游业欠发达，一是煤炭大省名声在外，令人望而却步，二是因为僵化的管理体制，导致软环境太硬，硬环境太软。

近年来的煤炭产业转型，山西的天气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我儿时印象中那个高天流云的山西正在成为现实。山西省内也高度重视文旅的发展，这条路是很有远见的，但一定要重视市场的作用。文旅是面向消费者，面向未来，面向美好生活的产业，在快速迭代的时代，需要非常敏感的触角才能感知到细微的变化，而这正是市场的长处。

山西做文旅还有一大优势——煤老板多。在煤炭黄金十年中，让煤老板来做文旅几乎不可能，要知道文旅不是“养猪”，而是“养闺女”，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去“富养”。不管是谁做文旅，都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定力，能细心去养好文化旅游这个“闺女”。赚习惯快钱的煤老板们，根本安不下心来慢慢做文旅。然而如今煤炭黄金期已过，一代煤老板也慢慢老去，他们的子女面临着重大接班考验。

煤老板多意味着钱多。我把世界上的钱大致分为三类：

煤老板们积累了一辈子的钱，究竟会成为财富、资本还是浮财？要看下一步二代的选择方向，这批二代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喝过洋墨水，大致了解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对简单粗暴的煤炭产业也没有兴趣。

而文旅恰好是一个周期长，投入大，需要精耕细作的行业，两者间一拍即合。如果说过去的山西是为了一个黑色产业，牺牲其他产业，现在到了用一个健康的黑色产业来孵化培育其他产业的时候了。

山西发展文旅的优势，还有一点很重要，山西位于中国的第二阶梯上，平均海拔1500米。对于华北平原来说，山西是夏天绝佳的避暑圣地，不仅凉爽，而且文化底蕴厚重，环境日渐改善。在通达性日渐好转的今天，抓住京津都市圈的3000万气候移民，是山西可以好好打的一张牌。

山西，不要着急

纵观历史，山西是一个不安分的省份，承平年代往往不见身影，但每逢时代重大的变革，山西总能找到出路，一展身手。今日之中国乃至世界，激烈的变化正在上演。

以贵州为鉴，山西一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能源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文化旅游打造全新形象；二可瞄准新产业机会，实现边缘突破。

当然，以上云云只是“术”，“道”还是在于心态的把握。不管是官场还是市场，千万不能着急。一旦被焦虑和功利所裹挟，被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所迷惑，山西将会重新掉回黑金的诅咒之中。

这个诅咒不是环境恶化，也不是经济滞后，而是人心的离乱仓皇，净化人心才是山西最大的生态保护工程。

当然 “慢”不是怠工怠政，而是指战略擘画时的大局观和战术执行时的节奏感，其中有很大的学问。

从微观而言，发展文旅和培育新兴产业，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从中观而言，能源时代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已经成为共识；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GDP挂帅期已经结束，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了稳定高质量增长的时代。

我常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今天之世界，目光正在聚焦中国；今天之中国，文明已经开始回归；让中国发现文明，让世界发现中国，这是山西的使命，今日之山西，缺的正是这样一场发现。

脱离野蛮增长的山西，不妨缓一缓狂奔的脚步，休养生息，打磨精品。用最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中华民族期待已久的魂兮归来！